帝辛
帝辛[1],子姓,諱受或受德[註 1],是商朝最後一代的君主。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他在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
帝辛非常重視農業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國力強盛。在位期間,繼續對東南方的人方(東夷)用兵,最後將其擊敗,將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然而,這場長久的戰爭導致了國內空虛。後來,周國聯合西方各方國一起討伐商朝。在牧野之戰中,商軍潰敗,帝辛自焚而死,商朝滅亡[2]。死後,其子武庚諡他為帝辛。周武王在其生前稱呼他是「商王受」。帝辛死後,周武王便給他一個惡諡之名紂,因此帝辛以紂王一名為後世人所熟知
幼年
帝辛高大威猛,力大無窮,自幼聰敏過人、反應敏捷。《荀子·非相篇》說帝辛「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 《史記·殷本紀》也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繼位
帝辛繼位後,定都於沫 (前1082年),後改沬邑為朝歌(今河南淇縣)。他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展,商朝國力逐漸強盛。在位期間繼續對人方(周人稱之為東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經歷了長期的戰爭之後最終取得了勝利,並將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然而,對人方的戰爭導致了國內空虛,最終導致了商朝的滅亡。[3]
周武王滅商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合西方11個小國會師孟津,對商朝發起進攻。商軍主力在東南,無法徵調,只得將戰俘臨時武裝起來進行抵抗。而此時帝辛已經受到了眾多貴族和巫師等的集體反對,軍心渙散,周武王以在距離朝歌(今河南淇縣)七十里外的牧野與商軍交戰,商軍倒戈而前軍攻擊後軍。商軍因而大敗,此戰就是歷史上的牧野之戰。周軍隨即攻至朝歌。帝辛登上鹿台,穿上寶玉衣,投於火中自焚而死,商朝滅亡。[4]死後頭顱被周武王斬下,懸在白旗,兩位妻妾的頭顱懸在紅旗上,被送入周太廟祭拜周人祖先。[5][6]
帝辛死後,葬於淇水之濱。
周武王征服商朝之後,改封其子武庚為諸侯,令其統治朝歌一帶,又派三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監視其舉動。
家族關係
- 父親是帝乙
- 庶長兄:微子啟,因微子啟的母親地位低下「實則同母」[7],所以不能成為繼承人。[8]
- 庶兄:微仲衍
家庭
- 王后:妲己
- 後宮:九侯女
- 兒子:武庚
- 太子:殷元帥,諱郊,被後世尊為道教的護法神,封為「太歲大威至德元帥」,通稱「太歲統領殷元帥」、「至德真君」等。
考古研究
考古學者認為,殷墟遺址的1567號墓是帝辛的墓。[9]
周朝滅商以後,紂王與夏桀一起被當作是暴君的典型,不過近年以來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懷疑。
毛澤東認為「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
近代史學家顧頡剛也曾綜合考證,發現紂的70多條罪狀都是周朝以後逐漸增加,劇情也逐漸強烈,戰國時期增加了20項、西漢增加21項、東晉增加13項,至於比干之死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深入研究發現與史記上紀載有出入的證據逐漸增多,現存比干墓寺廟中碑文有顯示其比紂王還晚死十多年,不可能是紂王所殺,此一證據不能說是鐵證,但已經構成懷疑探討點,而所謂比干諫言而死是到春秋時期才有紀載,已相隔甚遠,[10]且諸多文獻表明隨著歷史推演紂王的描述越來越殘暴,新增的情節也越多,炮烙之刑詳細紀載為夏桀發明,後不知怎麼也成了紂王,不能排除後人醜化的可能。到了戰國時期又有了屈原的說法比干其實是投水而死。
史書中對其暴虐事跡的記載
《史記》記載,帝辛「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又說他「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註 2],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為人凶殘成性;殺害忠臣義士,如其叔父比干;囚禁異己,如西伯昌被幽禁羑里(今河南湯陰)七年之久。他為了觀察胎兒,竟殘忍地讓人剖開孕婦的肚子。他想知道冬天光腳過河的農夫為什麼不怕冷,竟叫人砍掉他的雙腳。[註 3]《戰國策》記載「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
《韓非子·喻老》亦有記載:「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亦云「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帝王世紀》記載,帝辛在位期間,西伯的嫡長子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質,當時負責替帝辛駕車。但某日,帝辛派人烹殺了伯邑考,並將他做成了肉羹賜給西伯昌,並說:「聖人應當不會吃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西伯昌最後還是吃了肉羹。帝辛評價說:「誰說西伯昌是聖人?吃了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11]
在眾多文獻中,帝辛是一個實行炮烙之刑,濫殺無辜,開設酒池肉林,窮奢極侈的昏暴之君。他與夏桀並論,在中國一直是暴君的代名詞。這一段歷史,後人加上想像,寫成了《封神演義》。成語有「助紂為虐」[註 4]。
對暴虐記載的質疑
在《尚書·牧誓》中,周武王只列舉了帝辛的四條罪狀,分別是聽婦人言、不認真祭祀、不重用親戚、任用逃犯做官,然而「聽婦人言」、「不重用親戚」與「任用逃犯做官」在商代社會並不罕見,周武王有此一說可能是因當時周已演化出了完整的禮樂制度,而對商朝的作為表示懷疑。
商朝時女性地位很高,女性可以擁有封地,還可以擔任輔政大臣或將軍;到了西周時,女性地位就大大下降了,不僅不能擁有封地,也不能參與國事。「商紂王與蘇妲己淫亂失國」的故事其實反映了殷人男女平等的歷史。商朝時用人不重視家庭身份,王族成員並沒有太多被委以特權;而西周時期的等級制度比商代要森嚴很多,實行宗法制下絕對的世官制,在周人看來,不任用親戚為官是嚴重罪過;商代政治組織鬆散,人口流動性強,諸侯中常有人逃往他國,其他國家的奴隸、農奴逃往商國,就獲得自由,一部分賢能之人甚至被任用為官員;殷墟甲骨文中有許多「小臣x」之類的人名,大多是出身卑微之人;周代政治組織嚴密,從周文王開始就實行「有亡荒閱」在全天下搜捕逃亡者,周人才指責帝辛「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12][13]
殷墟考古來看,商朝末期的人祭和人殉都很少,甚至沒有西周中早期嚴重。從各種文物中,看不出帝辛有太多暴行。西周初年時所宣揚的帝辛的罪狀,除了《尚書·牧誓》中的那四條,也就只有酗酒、相信自己有命在天了。到了後來,西周統治者和商王朝的叛徒繼續指責帝辛,並造出了「紂」這個字。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不了解歷史真相,為了向世人宣揚「惡有惡報」,便又給紂王增添了不少新的罪狀,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醬、剖割孕婦之胎等。漢代以後的統治者繼續把紂王作為反面形象宣傳。紂王的「荒淫殘暴」實際上是千年積毀的結果[14]。
子貢曾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 5]認為帝辛許多的罪過並未發生,是被後人所加的。南宋學者羅泌在他的著作《路史》中,也認為商紂王的許多罪行並不真實。
在《韓非子》中提到,費仲勸諫帝辛殺掉西伯姬昌,但帝辛卻認為「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仁義的人,君主可以用來勸導臣民。姬昌就是這種人,不應該殺。)沒有採用費仲的建議[15]。
根據《左傳》等文獻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 ,派飛廉出使北方,對中國古代的統一與各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有過一定貢獻。《詩經·商頌·玄鳥》:「武王靡不勝。」《詩經·商頌·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經郭沫若等學者考證,這裡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愛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16]。河南淇縣朝歌鎮有後人修建的紂王之墓,當地人民均以帝辛為榮。
相關文物
帝辛時期的青銅器有很多,例如現存於北京故宮的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卣、六祀邲其卣分別是帝辛二年、四年、六年時鑄造的青銅器。這三件器物都提到了邲其這個人物,據銘文記載,他協助帝辛進行了祭祀,帝辛賞賜了他貝幣。除此之外還有作冊般青銅黿、版方鼎、宰虎角等等。從當時的金文中可以知道作冊般為帝辛時期的史官。
後世創作
紂王也是明代文學小說《封神演義》中的一個登場人物,在該小說中也稱他為「壽王」。
帝王簡介
帝乙死,應立長子啟,因啟母賤不能立,而立少子辛爲帝。帝辛自幼聰敏過人。《荀子·非相篇》說帝辛“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觔力超勁,百人之敵也。“ 《史記·殷本記》也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帝辛繼位後,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力強盛。他繼續發起對東夷用兵,打退了東夷向中原擴張,把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特别是討伐徐夷的勝利,把商朝的國土擴大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對東南夷的用兵,保衛了商朝的安全。毛澤東在評價帝辛時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統一東南,把東夷和平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統一東南以後,把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向東南傳播,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詩里說:“但緣東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慚開化,國焉有宋荆與舒”。
帝辛敢於革除先王舊弊,不再屠殺奴隸和俘虜。而是讓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補充兵源,參軍作戰。他蔑視陳規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選賢任能,唯才是用,不論地位高低;擇後選妃,不分出身貴賤,立奴隸之女妲己爲後,寵幸倍之,唯言是從。
帝辛在位後期,居功自傲,耗巨資建鹿台,造酒池,懸肉爲林,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使國庫空虛。他剛愎自用,聽不進正確意見,在上層形成反對派,殺比幹,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討伐東夷之時,沒有注意對西方族的防範,連年用兵,國力衰竭,對俘穫的大批俘虜又消化不了,造成負擔。
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合西方11個小國會師孟津,乘機對商朝發起進攻,牧野之戰,大批俘虜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於火而死”。商亡。
帝辛死後,葬於淇水之濱,今墓尚存。
商紂王名字的來源
商紂王是周人侮辱、蔑視性的稱呼。
商紂王,或殷紂王,則是周人侮辱、蔑視性的稱呼。
商,是國名,是提醒人們,這是前朝的,被我們滅掉的。殷,則是地名,與日本鬼子稱東北爲滿州一樣,中國人稱日本爲倭一樣。如果說這還隻是冠以蔑視性指代的話,那麼,紂則是侮辱性稱呼。按《說文解字》援引諡法的解釋:“殘忍捐義曰紂”。用一句現代話來說,就是凶惡的壞蛋。而查遍現有《逸周書》的“諡法”篇,卻恰恰沒有這一句。紂字,在《古文尚書》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壞蛋辛的意思。《史記》中說,“天下謂之紂”,是商時的天下人呢,還是周時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馬遷將帝辛稱爲帝紂,實在是不倫不類。王,是周人對國君的稱呼。這里面昭示着這樣一個事實:周人從未達到商人那樣的強力統治。周人滅商,是糾集所謂的“八百諸侯”的共同行爲。而這些諸侯,按清人許宗彥的說法,“乃二代所建,至於紂時,其地之廣狹,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撫而有之,要與之相安而已,豈得盡易其疆界哉?(許宗彥:《周禮記》。”說穿了,這些夏、商兩代所封的諸侯隻是同盟軍,而非蕃屬,對於周王室的認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對其的控制力和約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隻是和他們相安無事,根本指揮不動。因此,終西周一朝,與這些諸侯的戰爭貫穿始終,並最終滅於諸侯。而周人本身,雖是諸侯中武力強盛的,卻與煌煌大商相差甚遠。
所以,在未滅商之前,稱之爲“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滅商之後,亦稱之爲“大邦殷”、“大國”,而自稱“小邦”。
周武王滅商後,因殷人眾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而徹夜難眠。(《尚書》)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戰爭創傷外,恐怕這憂心忡忡、苦悶煩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沒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爲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權、王權的激烈的黨爭,亦使人對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設教”作用和效能不無懷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創此類宗教,故而隻能居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稱帝。周王稱爲天子,是後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無此類證據。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曆、文王昌、武王發所延續下來的稱王的習慣,被其不自覺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現商紂王、帝紂這些滑稽的稱謂。
商紂王罪狀
《尚書》的抨擊
《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到了《尚書·牧誓》中,罪狀便多了起來:今商王受,惟婦人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於商邑。
到了《尚書·泰誓》,就頗有罄竹礁書之勢: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於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殘害於爾萬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婦。……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瓷盛玩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治其侮。(《尚書·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脅權下滅;無辜籲天,移德彰闖。(《尚書·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點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朝涉之脛,剖哭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黷師綠;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尚書·泰誓下》)
《史記》記載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謂作新淫聲,比里之舜,靡靡之樂。厚賦税以實鹿占之錢,而盈巨橋之粟。益收狗馬廳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罔爲林,使男女伴相逐其間,爲長飲之飲。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闖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里。……而用費中爲下。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毁讒,諸侯以此益疏。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去。比幹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幹,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婦,紂又 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通觀帝辛的罪狀,有幾點引起人們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狀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遠,帝辛的罪狀就越具體、詳實。三是帝辛的罪狀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狀是如此相似,幾乎如同出自一個人的手筆。這不僅令人想起了前人關於這責狀況的議論:“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古之積毁也。”(《淮南子·繆稱訓》)
“其世愈後則其傳闖愈繁”,(崔述《補上古考信錄》卷上)正是基於此,歷史學界巨擘、古史辨派主將顧頡剛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造成二十世紀初的學術界的大地震。按顧頡剛先生的闡述,“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說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里所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黄帝、神農,到秦時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隻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其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的夏、商史。”(顧起剛:與錢彥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辯自序》)在這里之所不厭其煩地引用顧氏的理論,就是爲了能以此爲准繩,來認清帝辛被“千年積毁”的過程,掂量其罪狀的真偽與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