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事蹟
中國商代末年西方諸侯之長。姬姓 ，名昌。周太王之孫，季曆之子。商紂時爲西伯，即西部諸侯（方國）之長。亦稱西伯昌。相傳西伯在位五十年，已爲翦商大業作好充分准備，但未及出師便先期死去。周人諡西伯爲文王。其次子姬發繼位，是爲周武王。季曆死後，其子姬昌繼位，他就是日後著名的周文王。他在位50年，主要功績是爲滅商做好了充分准備。他是很有作爲的創業主，勤於政事，重視發展農業生產，禮賢下士，廣羅人才，拜薑尚爲軍師，問以軍國大計，使“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個“方伯”的面目出現，表面上臣服於商朝，暗地里卻積極進行滅商的准備。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爭取與國，成功地調解了虞、芮兩國爭田糾紛，使河東小國紛紛前來歸附，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紂的“受命之君”。在虞、芮歸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爲滅商建立了鞏固的後方。接着向東發展，過黄河進攻耆、邗等國。沿渭水東進，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據點崇，掃除了周在東進道路上的一個障礙，並且據有關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灃水西岸營建豐邑，把政治中心遷於豐（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對商都的鉗形包圍，周人對商朝已經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勢。
商紂時爲西伯，建國於岐山之下，積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紂王進讒言，而被囚於羑里，後得釋歸。益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從，子武王有天下後，追尊爲周文王，商末諸侯首領，史稱西北侯，追封爲周文王。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先祖古公、父親季曆之法，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禮賢下士的社會風氣，使其領地的社會經濟得以發展。與其子姬發在寶雞蟠溪釣魚台聘薑尚爲軍師，自岐山起兵率軍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開創者。發明“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流傳於世， 《史記》記載“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間在獄中寫了《周易》一書，在位50年。
武則天改唐國號爲周時，追尊周文王爲南周始祖文皇帝。《史記·周本紀》說他能繼承後稷、公劉開創的事業，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親季曆制定的法度，實行仁政，敬老愛幼，禮賢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據地。在治岐期間，對内奉行德治，提倡“懷保小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劃分田地，讓農民助耕公田，納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來不收關税，有人犯罪妻子不連坐等，實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節制，讓農民有所積蓄，以刺激勞動興趣。對外招賢納士，許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從商紂王朝來投奔的賢士，他都以禮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後歸附在姬昌部下稱臣。姬昌自己生活勤儉，穿普通人衣服，還到田間勞動，兢兢業業治理自己的國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國力日漸強大。
西周國力增強壯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紂王的親信讒臣崇侯虎，暗中向紂王進言說，西伯侯到處行善，樹立自己的威信，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於商王。紂王於是將姬昌拘於羑里（今河南湯陰縣）。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爲彖。”周臣閎夭等人爲營救文王出獄，蒐求美女、寶馬、珠玉獻給紂王。紂王見了大喜：“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夠了，何況寶物如之多！”於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獄。並賞給他弓、矢、斧、鉞，授權他討伐不聽命的諸侯。這就是史書中說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獄後下決心滅商。一面向紂王獻地，請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訪賢任能，壯大國力。他出獵在渭水河邊巧遇年已垂老、懷才不遇的薑尚在水邊釣魚。文王同他談話，相互談得很投機，文王了解薑尚確有真才，便讓薑尚與他同車而歸，立以爲師，共同籌劃滅商策略。據《尚書大傳》說文王在位的最後七年中幹了六件大事。頭一年調解虞芮兩國糾紛。虞（山西平陸縣）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屬國；可是他們不找商王裁決，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審斷。據《詩經·大雅·綿》篇注說：虞芮兩國看到周國是“耕者讓其畔，行者讓路”，“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擕”， “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一派君子之風。兩相對比，内心羞愧，回國之後虞芮兩國都主動將所爭之地做了閑田處理，糾紛從此解決。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戰敗西戎諸夷，滅了幾個小國。第三年攻打密須（在今甘肅靈台縣），解除了北邊和西邊後顧之憂。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縣）”，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陽縣）。戡黎、伐邗實際上是構成了對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脅。第六年滅崇國（在今陝西戶縣境）。將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東遷渭水平原，建立灃京（在今陝西長安縣灃河西岸）。（詩經·大雅》：“既伐於崇、作邑於灃。”接着又向南擴展勢力到長江、漢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勢。《論語·泰伯》講的這句話，即說明岐周實際已控制了大半個天下，而殷商已處於極端孤立的境地。就在這大功即將垂成之際，姬昌不幸死去。《尚書·無逸》和《呂氏春秋·制樂》都說他享國50年，稱王前立國43年。死後葬於畢（指陝西長安縣與鹹陽之間渭水南北岸，境域較廣）。 周文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名君聖人，被後世曆代所稱頌敬仰，《詩經·大雅》中有頌詩。
中國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聖賢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周文王就是人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孔子稱周文王爲“三代之英”，還感慨道：“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孟子稱文王這樣的聖人,500 年才出一個。曆代以複周禮爲己任的人就更數不勝數了。其實，由於年代久遠，文獻殘缺，人們對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禮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爲人們對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種向往，它的意義還是積極的，所以說抽象意義的周文王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後世的儒家，爲了把道德與政治聯繫起來，把文王當成一個“内聖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響就越來越大了。孔子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夢都想恢複“鬱鬱乎文哉”的周禮。但文王的言論，今天已經所見無幾。據說文王善演周易，今天的周易就有文王的整理之功，也許從那里，我們可以看出文王的一些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