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夷王

周夷王，姓姬，名燮，西周第九代國王，周懿王之子。《史記》稱他為夷王，西周青銅器銘文作𢕌王^[1]

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夷王在位時期定為前885年至前878年，有人質疑它的準確性。《竹書紀年》稱夷王三年「烹齊哀公於鼎」。據白川靜的西周斷代銘器分類結果，夷王在位時間有9年以上。據周夷王時期的青銅器《太師虘簋》銘文「雉十又二年正月既望甲午」來看，在位至少有12年。

在位年數

現今流傳文獻記載的周夷王在位年數有3種說法：

• 在位8年（《今本竹書紀年》）
• 在位15年（《資治通鑑外紀》，《通志》同）
• 在位16年（《太平御覽》卷85引《帝王世紀》，《皇極經世》、《文獻通考》、《資治通鑑前編》均同）

陵墓

《太平寰宇記》記載夷王墓在彭州九隴縣（今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鎮），《寰宇記》又說在蒙陽縣（今四川省彭州市蒙陽鎮）西北二十里.

　　周夷王，名姬燮，周懿王之子，周孝王侄孫。孝王死後繼位。在位３０年，病死，葬處不明。姬燮死後的廟號爲夷王。
 
    姬燮原爲懿王太子，懿王死，就由他繼位，但他懦弱無能，被懿王叔孝王奪取了王位。孝王病死，諸侯又依據父子子繼的定例，扶立他爲帝。

    姬燮對諸侯十分感激，一改以前天子站在堂上受諸侯禮拜的慣例，變爲朝見時步下堂來和諸侯相見，天子的威嚴了就大爲下降。他在位朝間，被穆王遷居太原一帶的犬戎不斷地反叛，姬幾次派兵征討，都未能根除。

    姬燮繼位後的第三十年，病倒，立子姬胡爲太子。 翌年姬病死。

　　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周夷王在位時間定爲前885年至前878年，此數據尚存質疑。

　　《竹書紀年》記載：夷王三年“烹齊哀公於鼎”。夷王七年，命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穫馬千疋。《史記·楚世家》記載：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根據虢季子白盤銘文記載，周夷王曾命虢季子白率軍大敗嚴狁。 周夷王死後由其子周厲王姬胡繼位。

周夷王伐太原戎

　　周穆王發動了征犬戎之戰，並將犬戎遷至太原（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地區）。周穆王死後，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相繼即位，在以上諸王在位期間，國勢日趨衰微，西北的戎狄侵凌日甚，對戎族之戰成爲西周中後期對外戰爭的主要内容之一。

　　夷王時，力圖征服西戎，以絕除戎族不斷侵擾之患，令“虢公率六師攻太原之戰”（《古本竹書紀年?周紀》）。周師進至俞泉（今地不詳），大敗戎人。穫馬千疋，取得較大勝利。

周夷王伐獫狁

　　在周康王伐鬼方之後，延安一帶成爲犬戎和獫狁的領地。周夷王曾命虢公攻太原(約在今甘肅平涼一帶)之戎。虢公季子白與獫狁在延安西南的洛水北岸作戰穫勝。首次交鋒，即斬首500餘。但在周宣王統治後期，周王朝對獫狁的作戰卻總是敗績。

周厲王

周厲王（前890年－前828年），姓姬，名胡，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作「㝬」^[1]。為周夷王之子。《史記》作厲王，西周青銅器銘文作剌王^[2]，在文獻中又作汾王。^[3]國人暴動之後，他居住在今山西省汾河流域，因此傳世典籍和青銅器銘文又稱他為汾王^[4] 。厲王為西周第十位君王，在位約49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為約前877年－前841年，在位37年），連同共和的十四年。《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史記》載：「周孝王七年，厲王生。」

在位及逃亡

厲王在位期間，重用奸佞榮夷公，不聽賢臣周定公、召穆公等人勸阻，實行殘暴的「專利」政策，奴役百姓，不讓他們有絲毫的言論自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5]以至於行人來往，只能透過眼神來示意。於是周朝國勢更加衰落，朝政更加腐敗。百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於是在前842年聚眾國人暴動，衝進王宮，試圖殺掉厲王，史稱「國人暴動」。厲王只好逃出鎬京，越過黃河，逃到汾水流域的彘（今山西霍州市），由共伯和執政（一說是周定公及召公代為執政），史稱「共和行政」。

周共和14年（前828年），厲王死，周定公及召公立厲王之子靜，是為宣王。

在位年份的爭議

按照《史記》當中數篇世家的內容，厲王出逃之年與共和元年（前841年）相差了一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則認為厲王37年與共和元年是同一年。據白川靜的西周斷代銘器分類結果，厲王在位時間有13年以上。

《宗周鐘》

《宗周鐘》又名「㝬鐘」或「胡鐘」，記載厲王親自征服南方諸小國的故事，乃厲王存世最重要的西周天子作器，高65.6公分，重34.9公斤，計有銘文123字，是商、周兩朝甬鐘單件銘文之最，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6]

家庭

兒子：

• 周宣王－靜
• 鄭桓公－友

姬胡繼位後，認爲父親夷王在位時，對諸侯大夫過於寬和，決心以嚴酷的手段來懾報臣下。不久，他就借故烹殺了齊哀公。

姬胡又貪財好利，千方百計地蒐刮人民。有一個臣子叫榮夷公，教唆厲王對山林川澤的物產實行“專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平民（國人）進山林川澤謀生。姬胡聽了很中意，置大臣的規勸和平民的反對於不顧，推行了“專利”。

平民被斷了生路，怨聲四起，紛紛咒罵。姬胡又派了一個佞臣衛巫於監視百姓，將許多不滿“專利”的平民捕來殺死。後來連不少沒有發過怨言的平民也被殺死。弄得親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隻能看上一眼，使都城變得死氣沉沉。姬胡卻還自以爲得計，得意洋洋地說：“我自有辦法叫百姓不敢誹謗我。”大臣召公勸戒說：“這樣堵住人民的嘴，就象堵住了一條河。河一旦決口，要造成滅頂之災；人民的嘴被堵住了，帶來的危害遠甚於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導的辦法，治民要讓天下人暢所欲言，然後采納其中好的建議。這樣，天子處理國政就少差錯了。”姬胡聽了不以爲然地說：“我是堂堂天子，那些無知的愚民隻能遵從我的命令，怎麼能讓他們隨便議論！”仍然一意孤行，實行暴政。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國人自發地集結起來，手持木棍，農具作武器，從四面八方撲向都城的王宮，要向姬胡討還血債。姬胡聽到由遠而近的憤怒的呼喊聲，忙命令調兵鎮壓。臣下回答說：“我們周朝寓兵於農，農民就是兵，兵就是農民。現在農民暴動了，還能調集誰呢？”姬胡這才知道大禍臨頭，匆忙帶着宮眷步行逃出都城，沿渭水朝東北方向日夜不停地逃到遠離都城的彘，築室居住了下來。

都城中的平民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極力勸解下，終於平息了一些怨恨，紛紛離去。周公和召公根據貴族們的推擧，暫時代理政事，重要政務由六卿合議。這種政體，稱爲共和（一說由共伯和代行天子職務）。

這一次以都城四郊的平民爲主體的暴動，歷史上稱爲“國人暴動”。這一年，歷史上稱爲“共和元年”。

由於《史記》一書由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開始系年記事，因此國人暴動、厲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這一年，就被視爲中國歷史有確切年代記載的開始。

“國人暴動”有力地打擊了西周奴隸制王朝，動搖了西周奴隸主的統治，西周更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局面。

姬胡逃到了彘後，派臣子凡伯回都城鎬京探聽消息。凡伯見暴動已經平息，就和周公、召公商議，准備接姬胡回都複位。但是，人民對姬胡十分憎恨，堅決不允許他回來。周公、召公怕再次觸怒人民，激起暴動，被迫打消了這個念頭。凡伯回到彘奏明情由，姬胡無可奈何，隻好在彘定居。彘在汾水之畔，周人因此又稱姬胡爲汾王。姬胡到了這步田地，一切天子的享受都失去了，每年僅僅由周公、召公派人送些衣服、日用品給他維持生計。他想起昔日的尊榮，鬱悶不解，淒涼地度過了１４年後病死。

《史記》記載

　　夷王逝世後，兒子厲王胡繼位。厲王登位三十年，貪財好利，親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規諫厲王說：“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個榮公隻喜歡獨占財利，卻不懂得大禍難。財利，是從各種事物中產生出來的，是天地自然擁有的，而有誰想獨占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間的萬物誰都應得到一份，哪能讓一個人獨占呢？獨占就會觸怒很多人，卻又不知防備大禍難。榮公用財利來引誘您，君王您難道能長久嗎？做人君的人，應該是開發各種財物分發給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萬物都能得到所應得的一份，即使這樣，還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來怨恨呢。所以《頌詩》說：‘我祖後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與地。種植五穀養萬民，無人不向你看齊。’《大雅》說：‘廣施恩澤開周業。’這不正是說要普施財利而且要警惕禍難來臨嗎？正是因爲這樣，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業一直到現在。而如今，君王您卻去學獨占財利，這怎麼行呢？普通人獨占財利，尚且被人稱爲是強盜；您如果也這樣做，那歸服您的人就少啦。榮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敗亡了。”厲王不聽勸諫，還是任用榮公做了卿士，掌管國事。

　　厲王暴虐無道，放縱驕傲，國人都公開議論他的過失。召公勸諫說：“人民忍受不了您的命令了！”厲王發怒，找來一個衛國的巫師，讓他來監視那些議論的人，發現了後就來報告，立即殺掉。這樣一來，議論的人少了，可是諸侯也不來朝拜了。三十四年，厲王更加嚴苛，國人沒有誰再敢開口說話，路上相見也隻能互遞眼色示意而已。厲王見此非常高興，告訴召公說：“我能消除人們對我的議論了，他們都不敢說話了。”召公說：“這隻是把他們的話堵回去了。堵住人們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厲害。水蓄積多了，一旦決口，傷害人一定會多；不讓民眾說話，道理也是一樣。所以，治水的人開通河道，使水流通暢，治理民眾的人，也應該放開他們，讓他們講話。所以天子治理國政，使公卿以下直到列士都要獻諷喻朝政得失的詩篇，盲人樂師要獻所映民情的樂曲，史官要獻可資借鑒的史書，樂師之長要獻箴戒之言，由一些盲樂師誦讀公卿列士所獻的詩，由另一些盲樂師誦讀箴戒之言，百官可以直接進諫言，平民則可以把意思輾轉上達天子，近臣要進行規諫，同宗親屬要補察過失，樂師、太史要負責教誨，師、傅等年長者要經常告誡，然後由天子斟酌而行，所以事情做起來很顺當，沒有錯誤。民眾有嘴巴，就如同大地有山川，財貨器用都是從這里生產出來；民眾有嘴巴，又好像大地有饒田沃野，衣服糧食也是從這里生產出來的。民眾把話從嘴里說出來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壞也就可以從這里看出來了。好的就實行，壞的就防備這個道理，就跟大地出財物器用衣服糧食是一樣的。民眾心里想什麼嘴里就說什麼，心里考慮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們的嘴巴，那能維持多久呢！”厲王不聽勸阻。從此，國人都不敢說話，過了三年，大家就一起造反，襲擊厲王。厲王逃到彘。

　　厲王的王太子靜被藏在召公家里，國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圍起來，召公說：“先前我多次勸諫君王，君王不聽，以至於遭到這樣的災難。如果現在王太子被人殺了，君王將會以爲我對他們記仇而在怨恨君王吧？待奉國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險也不該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該發怒，更何況待奉天子呢？”於是用自己的兒子代替了王太子，王太子終於免遭殺害。

　　召公、周公二輔相共理朝政，號稱“共和”（前841）。共和十四年（前828），厲王死在彘地。太子靜已在召公家長大成人，二輔相就一塊兒扶立他爲王，這就是宣王。宣王登位之後，由二相輔佐，修明政事，師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遺風，諸侯又都尊奉周王室了。十二年（前816），魯武公前來朝拜天子。

厲王的在位年數

　　西周諸王在位王年數曆來是史學家爭相研究的課題之一。

　　如果說武王伐紂是西周開國的年代學疑案，那麼厲王奔彘則是西周喪國的年代學疑案。這兩起疑案，引來紛紜眾說，令人莫衷一是。

　　如果說武王在位年數，由於記載其時的史料潰乏，出現爭議無可厚非，那麼厲王在位年數，有《史記》，有《竹書》，又有出土的青銅器銘文。這麼多的史料記載，當會給人以一個肯定的數目字。但現狀卻並不如願。

　　學者張汝舟《西周考年》一文說：“厲王在位年數，邵雍作三十七年，正是”。

　　學者戚桂宴《厲王在位年考》一文認爲“厲王即位後十六年奔彘，十七年以後他已不在鎬京，厲王奔彘後十四年死去，奔彘前與奔彘後的通年爲三十年。”“曆代的學者不明《史記》紀年的通例，不知道《周本紀》中‘厲王即位三十年’一句是記厲王在位的通年之數。”

　　美國學者夏含夷《此鼎銘文與西周晚期年代考》一文指出：“史學家雖多以爲《周本紀》間接地道出厲王奔彘是在其三十七年，可是司馬遷自己並沒有這個意思是十分清楚的。要不然的話，他大可以秉筆直書，完全不必采用那麼迂曲的叙述方法。叙述方法那麼迂曲大概表明馬遷不能完全理解他所掌握有關厲王在位年數的各種資料。但這不等於說《史記》所記載的資料不可靠。”

　　趙光賢《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代考》一文則說：“今以二器（《伯 父盨》、《善夫山鼎》）證之，多出之七年在厲王奔彘以後，司馬遷誤認爲在曆王在位時，遂致前後矛盾。又先秦古籍皆言，厲王出奔後，共伯和幹王位，故號共和。而司馬遷則獨言共和乃周召二公共和行政，遂使讀史者莫知所從。以今思之，厲王被逐實是一次宮廷政變。”

　　謝元震《西周年代論》一文雲：“以上論證，可以概括如下：（1）曆王即位三十七年奔彘，再三年死亡，總年數四十。從紀年銅器推算而得，與劉恕，鄭樵說相合。（2）厲王奔彘後三年周召共和，厲王死後爲共伯和攝政，年代爲十四年。”

　　《史記·周本紀》雲：“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對“三十年”、“三十四年”、“三年”這三個數字，通常的理解是厲王即位30年時任用了奸臣，34年時任用了衛巫監傍，又過了3年，國人造反趕跑了厲王。這樣厲王的王位年數，前後數字相加便是37年。

　　其實，厲王的總年數是不該這樣算的。如能這樣算，司馬遷也就早算出來了，用不着我們後輩人替他浪費筆墨。

　　其實這三個數是司馬遷“疑則傳疑”的照抄實錄下來的數字。那麼，應該怎樣計算這三個數字呢？

　　通過曆譜推排和孝王、夷王、厲王三王總年的確定，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出《史記·周本記》所雲的“厲王即位三十年”非是厲王王位的三十年，而是自孝王元年下數，經夷王至厲王六年，這三王王位合計的統計數字。即孝王元年（公元前879年）～厲王六年（公元前850年）計30年。算式爲：孝王11年+夷王13年+厲王6年=30年。

　　厲王六年（公元前850年）是周孝王以來的第三十年。那麼，《史記·周本記》所雲的“三十四年”即是公元前846年，是厲王十年。厲王十年始監謗，至十二年止，厲王共監謗3年。這就是《史記·周本記》所雲的“三年”。厲王監謗3年，終於官逼民反，暴發了國人暴動，當厲王在其位第十二年時，倉皇出逃奔彘。這一年是公元前843年。

　　這就是司馬遷《史記》三個數字的真諦。

　　“三十年”是孝、夷、厲三王的通年計算結果。爲什麼計算起自孝王元年？從《史記》的史實記載分析，西周王朝由興盛逐漸走向衰落，是有明顯時段的。

　　《史記·周本紀》雲：“昭王之時，王道微缺”，“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這就是說西周到了懿王崩時，王室衰敗已有了明顯征侯。故當從孝王始累計周朝王年至30年時，厲王不聽諫阻，任人爲親，於是王朝動盪，亂象叢生。僅六年的時間厲王就將西周王朝斷送了。西周被諸侯共伯和篡位立，基間王室達二年之久。

　　《史記·周本記》所雲的“三十年”、“三十四年”、“三年”這三個數字不是司馬遷杜撰出來的。疑似司馬遷不理解這三個數字的含義，在叙史中照抄前史的結果。司馬遷疑則傳疑，給後人留下了這解不開的迷團。

中國最早的改革家

　　中國歷史上有文獻記載的改革家是周厲王，不過他是被記入歷史“反面人物”的檔案里的。

　　公元前841年，西周王朝的厲王被拉下了寶座，文獻載有“國人”參加。多年來，有的論者賦之以“國人起義”之名，後來甚至有稱“農奴大起義”的，並謂其建立了“農民革命政權”。 其實，這都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周厲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大膽改革的君王政治家。

有關原始文獻及疑點

　　《國語》 、《竹書紀年》、 《史記》中的有關記載摘錄於下：

　　1．《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厲王說榮夷公，……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國語》未載“共和”一事。

　　2．《竹書紀年》：“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十二年王亡奔彘。國入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3．《史記·周本紀》：“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

　　值得指出的是，《竹書紀年》不同於《國語》、《史記》的地方是，對此事件的記載多出場了一個人物“共伯和”，且唱了“共和”的主角。

　　仔細推敲上述幾條史料，不禁發現，其中有着一連串的問號，1.厲王暴政的内容究竟是什麼?原始文件的記載除一“暴”字外，爲什麼找不出與桀、紂、幽等亡國之君同樣荒淫殘暴的具體史實?

厲王所面臨的局面

　　上幾條引文隻簡略地說，厲王行“暴政”最主要是因爲“好利，近榮夷公”(《史記·周本紀》)。那麼，考察厲王爲什麼“好利”，爲什麼“暴虐”則是非常必要的。 　
　　
　　西周從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史記·周本紀》)了，到周夷王時，出現了“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史記·楚世家》)的局面，周王朝的共主地位受到挑戰，政治經濟下降的幅度十分驚人。至夷王之子厲王胡即位時，周王朝的統治大廈根基已經動搖了。

　　周厲王面臨的是一個在政治上將要失去共主地位，經濟走向崩潰的局面：楚竟公然稱王，諸侯肆無忌憚地互相攻伐，哪里還把周王天子放在眼里？不景氣的王室經濟，要承擔日漸頻繁的周邊戰爭的費用，眼見是入不敷出。厲王面前隻有兩條路：要麼繼續爛下去以至於滅亡；要麼革陋除弊，恢複政治、經濟上的共主地位。看來厲王是采取了後一種做法。

周厲王所采取的措施

　　周厲王要割除的是一種什麼弊政呢？

　　厲王即位不久，就起用善於理財、時稱“好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做“卿士”，任命虢公長父擔任卿士之職，讓他們負起振興經濟和防禦外敵的兩大重任。

　　《國語·周語下》載：“靈王二十二年，太子晉諫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自後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後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細讀這段文字，(我們且不論太子晉的評論是否公允)，不禁令人產生了幾點疑問：爲什麼將“厲、宣、幽、平”並列? “貪天禍”的含義是什麼?連“中興”之主宣王一起否定，是否可以由此推斷以上幾王在政策上人體存在着連續性?

　　從《詩經》及金文等文獻資料可以看出：厲王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均進行了不同程度地改革。那麼，他的“厲始革典”實際内容及其效果如何呢？

　　在政治上，厲王改變了周、召二公“世爲卿士”的慣例，起用了在經濟、軍事上有專長的榮夷公和虢公長父。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貴族們的強烈反對。被認爲是召穆公哀傷周室大壞的詩《盪》，就抗議厲王用“貪暴”之人而不用“舊章舊臣”。“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意思是：你(指周厲王)的品德不明，因此不知道誰做輔佐，不知誰做公卿。然後話鋒一轉，用訓誡的口吻講起了歷史：“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大意是：殷的滅亡不能怨上帝，是殷王不用舊臣的緣故。而“你”現在的做法可是有殷這個“典型”的。這類意見還見於《詩·大雅·板》中：“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意思是王族及世族的子弟才是國家的棟梁。詩中一再強調“大邦”、“大宗”， 意在不要打破舊的政治秩序。《詩序》說：“《板》，凡伯刺厲王也”，鄭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卿士”。魏源還認爲這個凡伯就是共伯和。無論其是否爲共伯和，但其人爲“周同姓”的大族是確定無疑的，而且曾一度入爲王朝的卿士高官，顯見其本人在“大邦”、“大宗”之列。不過，其寫詩時大概是已經被厲王撤換了，其怨憤之情，排遣入詩。《詩·大雅·桑柔》：“告爾‘憂恤’，誨爾‘序爵’”。這是另一勳貴大臣芮良夫告誡厲王，讓他小心謹慎，讓他優待功臣宿舊，給他們以爵位。

　　在經濟上，厲王力圖振興殘破的王室經濟，他抓住了“專利”和農業這兩個主要環節。

　　《國語·周語》：“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今王學專利，其可乎?疋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這是芮良夫對周厲王所作的諫言。曆來認爲是芮良夫“反對封建君主與貴族壟斷山林川澤的生產”。實則西周時代的山林川澤早巳爲各級貴族所有，厲王的“專利”決不是“壟斷”的意思，更談不上“與民爭利”，倒是他從貴族占有的山林川澤中規定了若幹項向王室交納的“專項”物質財富，一一對此時人已有論述，本文不擬深論。芮良夫明確指出“今王學專利”，“學”就是講厲王要在貴族的山林川澤中規定專項的貢賦税收之類的内容。胡寄窗先生說芮良夫“代表了自由小工商業者利益”，這是正確的評價。《逸周書·芮良夫篇》有相似的記載。(芮良夫)戒執政同僚說：“道(導)王不若(顺)，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又說：“今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載上，不其亂而?” “今爾執政小子不圖大□，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術，惟曰哀哉!”芮良夫稱同僚爲“執政小子”，說明執政者爲中年以下的人，在厲王時代的“執政小於”很可能就是榮夷公。從語氣上看顯然是以勳舊宿臣的口吻訓誡後進的，指責的内容爲“專利作威”、“以貪諛事王”。這主要是針對榮夷公幫助厲王在經濟上采取了打擊貴族經濟以加強王室經濟的改革措施。而其中的“爵以賄成”則說明爵位的授予開始有了功利主義的傾向一一用金錢出賣爵位以解決王室經濟的困難了。

　　重視農業是厲王改革的又一項重大措施。《詩·大雅·桑柔》：“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惟寶，代食維好”，大意是：你厲王隻知道抓農業，以“稼穡”爲國寶。正是厲王發展農業的有力佐證。

　　在軍事上，厲王力圖改變周邊少數族屢次入侵的狀況，解決積弱之弊。他派虢公長父在南方作戰：“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古本竹書紀年》 )。這是厲王即位三年時的情況：淮夷已進逼到洛邑，已爲周王朝的大患，但由於國力不強，故虢公長父不能取勝。經過幾年的振作之後，大概是取得了一些軍事勝利的，然而史書無載，此不好斷言。不過從《史記·楚世家》中可以透露一些消息：“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很江漢間民和，……乃立其長子康爲句宣王，中子紅爲鄂王，……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這就告訴我們，在江漢間強大的熊渠，在夷王時即已稱王。但到周厲王改革後，周王朝強大震攝四方。絕非即位初期連一個淮夷都不能制伏的狀況了。不然，僅因爲他的“暴虐”，面對實際上積貧積弱的周王室，熊渠怎麼能“畏其伐楚”而自動取消王號?熊渠必不怕紙老虎的。而且“亦去其王”的“亦”字，說明楚去王號前一定有好些諸侯在強大的中央軍事勢力下被擊敗，退而臣服，熊渠見了自然畏懼。

　　在法律上，厲王采取加強法制的措施。這在先秦以來的儒家觀念中就是行“暴政”了。周厲王在宗法觀念極強的時候，爲了保證經濟、政治上的改革，竟不惜使用了高壓手段：“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史記·周本紀》)。應注意的是：“以告則殺之”的標准是什麼?是無故濫殺嗎?顯然不是的。早在穆王時已制訂“五刑之屬”據說有三千種之多，厲王行法，不必草創：刑罰三千，量一“誹謗”之罪必有所本。厲王用法制來維護“革典”的進行，不會僅用衛巫一個人，很可能是以衛巫爲首的一個執行法律的特别機構。因爲明顯不過的是：衛巫一入能監視多少“謗者”?可以推斷：衛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監視在公眾場合發表議論的“國人”，而衛巫本人及其親信則可能留在宮廷周圍監視官吏中敢對新政提出不同意見的人。由此可見，厲王爲了確保“革典”的進行，采用簡單、幼稚粗暴手段的，被反對派(不妨說是保守派)用來指責其行“暴政”，上下唾罵幾千年了。然而，厲王的“暴”不過是人們抽象出來的“以告則殺之”而已。

周厲王的功過是非

　　爲了維護政權，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殺人，隻是程度不同罷了，爲什麼厲王則獨享此名?與歷史上的另幾位著名昏君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問題：

　　人們對桀、紂的結論是有具體内容的：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史記·夏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史記·殷本紀》)。追求個人糜爛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點，然而對於厲王，《國語》隻載其“虐”，沒有一種記載涉及到其個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濫用民力的情況。到清代，魏源的說法更集中地概括了幽厲二王的情況， 《詩古微》說： “幽厲之惡，無大於親小人，而幽則豔妻、奄寺，皆傾惑柔惡之人；厲則疆禦、掊克、皆爪牙剛惡之人”。古人稱西周昏王，向以幽厲並稱，而以幽居前，於貶損之中，尚稍有區别，因爲幽王的罪惡比厲王具體得多。魏源說的“疆禦”，指的是厲王的卿士、主管軍事征伐的虢公長父；所說的“掊克”，指的是厲王另一卿士、主管財政的榮夷公。稱二人爲“爪牙剛惡之人”，倒說明了厲王的這兩個心腹在推行改革時的堅決態度。

　　由上所知，周厲王是一個面對“積重難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但他的對立面是強大的就貴族，加之他沒有經驗（因爲是第一人，因此他不可能向前朝借鑒什麼），改革的牽涉到了過多人的利益，以至於貴族不滿，連“國人”也反對。他進行了一場失敗的改革，但他的經驗教訓對後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處的。

周厲王改革何以夭摺

　　中國歷史文獻記載最早的“改革家”應是周厲王，不過，他卻是以“反面人物”載入史冊的。周厲王是西周第十位王，在位37年。史家對周厲王的唯一好評是“中國最早的改革家”，卻因其“改革”導致身敗名裂，成爲歷史上著名的“暴君”。

    西周從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史記·周本紀》)了，到周夷王時，出現了“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史記·楚世家》)的局面。厲王面前隻有兩條路——維持現狀不改革，等死！或者改革，拼死走出困境。

    爲了振興王室經濟，厲王繼夷王位不久，就起用“善於理財”，時稱“好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做“卿士”。榮夷公的經濟改革政策有三：一是下令將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不准平民采樵漁獵；二是出售爵位官職，從富人手里取財；三是取締平民開墾的“私田”，並從平民原有份地上增加税收。強行剝奪貴族經濟資源動搖王室的政治基礎，失去上層社會支持。賣官鬻爵出賣權力合法性和王朝權威，破壞吸納人才的正常渠道，降低了官員素質，敗壞吏治，中層成爲腐朽的斷層。貪官行政必然破壞規則，扭曲政策，以權謀私，使改革失去正義性，喪失道義和人心。強行剝奪貧民資產，横征暴斂，民不聊生，底層成了民怨沸騰的火山。榮夷公目光短淺的經濟政策使王室單方面得到實惠，而普通貴族、平民均成了改革受害者，導致群起而攻之。如此改革，形同自殘。
 
    在軍事上，厲王力圖武力解決以楚爲首的稱王稱霸諸侯，重振王室的主導地位，改變周邊少數民族屢次入侵的狀況，解決積弱之弊，爲此，他派虢公長父在南方作戰。改革需要長期和平，相對穩定的内外環境。周厲王在經濟實力不足，内政不穩，遇到重重阻力的情況下發動對諸侯和部落的戰爭，不但加劇了財政困難，而且進一步惡化了内外環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優先實現中原地區和平崛起，綜合運用政治協商、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解決諸侯問題，用外交手段解決周邊紛爭，通過局部戰爭消除最主要的軍事威脅。厲王内外樹敵，如玩火自焚。

    厲王爲了確保“革典”的進行，采用粗暴手段對付反對派(保守派)，“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史記·周本紀》)。衛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監視在公眾場合發表議論的“國人”，衛巫本人及其親信則在宮廷周圍監視官吏中敢對新政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高壓手段取得短期效果，國人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周厲王十分得意，自以爲“吾能彌謗矣”。召公看到普遍積怨潛在的政治危機，勸告厲王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周語上》)周厲王不聽，繼續倒行逆施，終於引起“國人暴動”。厲王的簡單、幼稚、粗暴的做法無異於自殺。

    社會改革涉及社會各個層面，沒有普遍共識的改革很難成功。利益格局調整勢必引起不平衡，不滿意，“謗王”是貴族、官吏和民眾對“革典”的正常反應。理智的做法應該立足於解放思想，微調漸進，先易後難，顺勢而爲。不同意見未必都是錯誤的，對“謗王”應該虛心聽取，分類疏導，化解怨恨，以高壓對待勢必導致群情激憤。厲王充當朝野公敵，簡直就是找死。

    周厲王改革的“死穴”在於沒有認識到“王室一統”與“諸侯自治”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武王克商以後，對廣大的東南地區實行“分封親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建立諸侯國。統一的國家必須軍權集中，諸侯地方軍先變成諸侯爭霸的工具，最後成爲威脅中央的刀具。在分封制下，諸侯的政治身份存在邏輯矛盾。在中央王朝看來，諸侯的權力來自王朝，國相由朝廷委派，諸侯應是朝廷的派出機構，諸侯必須聽從王命，朝貢納税。在諸侯看來，我是自治地方，我的地盤我做主。諸侯王的家族特權、個人權力與王朝權威之間存在倫理矛盾。諸侯家族的自治權系成王所封，世襲罔替，諸侯後代繼承父輩權力，並非朝廷任命。諸侯王位世襲制架空朝廷分封的“派出”性質。權力隻爲其來源負責，世襲諸侯王對成王之後周王的政治感情、忠誠度和責任心逐代衰減，諸侯逐漸離心離德，藐上，抗上，直至犯上作亂。

    各級政府事權應與財權對應。實際上，周王室與諸侯的事權與財權關係不清，諸侯的財權沒有限度，對上義務不明確。諸侯向本地百姓征税，周王朝分配給諸侯的賦税任務又被諸侯分攤給百姓，結果是百姓沒少繳，中央沒多得。諸侯經濟惡性膨脹，個别野心勃勃的諸侯王暗中擴充軍隊，尾大不掉。強勢諸侯的軍事經濟擴張迫使其他諸侯爲自強自保而擴張軍力，中央王朝無力制止諸侯之間的武力爭霸，弱勢諸侯得不到王室保護，被迫結盟互保，王室失去權威，必然衰微。

    厲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政治體制改革，適時“削藩”，實行中央集權制，或者中原地區與諸侯國“一國兩制”，或者實行軍事外交集權，人事、財政、法制縱向分權的“聯盟制”。厲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粗淺改革沒有兼顧王朝與諸侯、平民三方面的利益，以中央王朝利益和需要爲宗旨的單方面改革政策很難行得通。

    “王道微缺”，周厲王不願等死，本想拼死殺出一條血路，走出困境，結果決策不當，拼死成了找死，一場“國人暴動”結束了他的改革夢。

厲王奔彘事出無奈；共伯和下台也屬無奈

　　《竹書紀年》載：厲王“十一年，西戎入於犬丘。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於洛。”

　　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厲王出奔於彘，是由於其當時處於内外交困的境地。外有西戎入侵，内有國人暴動。萬般無奈，隻有走爲上，從鎬京倉皇出奔。共伯和則趁勢占領皇宮當上了皇帝。共伯和要殺死厲王太子，大概召公欺他是外人，不識太子真偽，便使了個調包之計，以自己的兒子冒沖太子讓共伯和殺掉，從而贏得了共伯和的信任。共伯和以爲絕了周嗣，便放心的做起了皇帝。稱國號曰“共和”。

　　“共和”第二年，獫狁侵宗周，共伯和授權召穆公帥師退敵，召穆公是當年掩護太子靜度過險關的周室忠臣，自然求之不得。遂帥師迎敵奮戰，把獫狁殺得落花流水般退走。召穆公趁勝追擊至於洛地，徹底解除了國家的外患。召穆公即掌兵權，便暗中與周公商量，如何扶太子靜即位，恢複周室。

　　公元前841年是“共和”第三年，“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蔔於太陽，兆曰：厲王爲崇”，於是召公、周公二人利用會汾王崩，占蔔問卦之象，對大臣們說天降大難，連年幹旱，廬舍失火，俱是厲王作怪。罪在厲王一人，但周室天命不該斷絕，應該立太子靜爲周王。共伯和一看厲王太子還活着，兵權又被召穆公掌握，便知大勢已去。於是“遂歸國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回到自己的封國當諸侯去了。實質上是被召、周二公趕下了台。

　　這一年，是“共和”三年，“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靜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天遂大雨”。

　　這一年，不是《竹書紀年》記載的“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彘”，這一年太子靜即位。召、周二公輔政。司馬遷在《史記》中稱這一年爲“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在此年之前，共伯和曾攝行天子事二年，即從公元前843年到公元前842年。

　　公元前843年，國人暴動，使共伯和奪了周朝的皇權。二年後的公元前841年，在召、周二公的努力下把共伯和趕下了台，恢複了周王朝。開始了14年的大臣輔政的統治，直到公元前828年，也就是《竹書紀年》記載的“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彘”，於是二相還政。第二年，即公元前827年“宣王即位，共和罷”，宣王親政。

周厲王止謗

　　周厲王暴虐，國都里的人公開指責厲王。召穆公報告說：“百姓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了！”厲王發怒，尋得衛國的巫者，派他監視公開指責自己的人。巫者將這些人報告厲王，就殺掉他們。國都里的人都不敢說話，路上彼此用眼睛互相望一望而已。厲王高興了，告訴召公說：“我能止住謗言了，大家終於不敢說話了。”召公說：“這是堵他們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厲害。河水堵塞而沖破堤壩，傷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象河水一樣。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暢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們，讓他們講話。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獻詩，樂官獻曲，史官獻書，少師獻箴言，盲者朗誦詩歌，朦者背誦典籍，各類工匠在工作中規諫，百姓請人傳話，近臣盡心規勸，親戚彌補監察，太師、太史進行教誨，元老大臣整理闡明，然後君王考慮實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違背事理。百姓有口，好象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樣，財富就從這里出來；好象土地有高原、窪地、平原和灌溉過的田野一樣，衣食就從這里產生。口用來發表言論，政事的好壞就建立在這上面。實行好的而防止壞的，這是豐富財富衣食的基礎。百姓心里考慮的，口里就公開講出來，天子要成全他們，將他們的意見付諸實行，怎麼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將能維持多久？” 厲王不聽。於是國都里的人再不敢講話。三年以後，便將厲王放逐到彘(今山西霍縣東北)地，並死在那里。

攻噩與平定淮夷之戰

　　西周王朝從滅商後經周公及幾代周王的治理，公元前9世紀，到成康時期，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西周到懿王以後，國力日漸衰弱，四周方國部落交相發動對周的進攻和侵擾。厲王(名胡，夷王子)時，原來臣屬於周的噩國，其國在今南陽東北一帶，看到周的勢力衰弱，就乘機叛周並企圖侵占周的疆土。於是噩侯聯絡南淮夷和東夷部落，出兵進攻周的東部疆域和南部國土，聲勢浩大，氣勢凶猛，一直打到東都成周(今洛陽市東白馬寺一帶)附近，嚴重影響着京畿的安危。

　　周厲王爲了保衛京都和周的社稷，從宗周調來了西六師的部隊，又從北部調來殷八師的大軍，從西、北兩個方向向河洛地區聚集，企圖形成夾擊之勢，一擧殲滅噩國的軍隊。厲王依靠貴族大臣的親兵來抵禦噩國的進攻，周將禹率大臣武公的私家兵車百乘，廝禦200人，徒兵千人參戰，經過激烈的戰鬥，周厲王終於擊敗了噩侯，保衛了成周的安全。

　　周厲王攻噩之戰之後，居住在今安徽北部淮河流域的淮夷，又發兵向周進攻。周厲王命虢仲率兵反擊，未能取勝。淮夷氣勢更爲囂張，又一次發動更加凶猛的進攻,一路浩浩盪盪，深入到周的中心地帶，打到伊水、洛河之間，並掠殺無辜平民，搶奪財物。厲王親臨成周指揮反擊戰，命令周將率精兵反擊。所率的周兵自洛水上游連續發動多次反攻，使淮夷無法招架，隻得敗退，紛紛逃竄。周軍乘勝追擊，最後徹底擊敗了淮夷，斬俘140餘人，奪回被淮夷擄去的周民400人。

　　由於周厲王攻噩和平定淮夷的勝利，大振軍威，周的軍力有所增強，西周王朝國威也有所振作。

國人爲什麼暴動？

　　在商朝，由於統治者對告密的不鼓勵，所以告密者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上而言，都不是那麼突出。到了西周，特别是周厲王在位時，才有了挖掘告密者專業性的機會。

　　周厲王是西周第十位國王，不知是不是基因突變，周朝姬氏傳到了他這里就變了樣。在他之前的國王即使有瑕疵，也隻是無能，還談不上暴戾荒淫。周厲王上台後不久就把姬氏流淌在血管里的綠色基因清除了。他開始荒淫無度，想方設法地爲自己的生活增加樂趣。增加樂趣的基礎就是錢財。爲了得到錢財，他特意找了幾個善於斂財的人充當斂財特使。他們的任務就是專門爲他向天下百姓蒐刮錢財。

　　有大臣對他直言不諱：“你這樣搞下去，咱們周朝的統治肯定要衰落。百姓怎麼能經得起你這樣蒐刮呢！”

　　周厲王不理這樣的言論，依舊我行我素。不過，反對他的聲音越來越多。朝中大臣反對他，由於離他比較近，他能聽到，聽到後就拉出去殺掉，但民間的反對聲音是他所不能聽到的。他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這些反對的聲音必須要盡快消除。因爲憑借着一點點聰明，他知道，僅都城的國人就已經在咒罵他了。

　　所謂“國人”就是“國中”之人的意思，其中主要以平民爲主。他們多數是各級貴族的疏遠宗族成員，與奴隸相比，他們具有自由民的身份，但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要依附於貴族。由此可知，這些人由於是自由人，又因爲跟貴族有親戚關係，所以說起話來就不那麼小心。在他們看來，國王雖然是世襲的，但如果你做不好，我們還是有權利絮叨一下的。因爲是我們在養着你，無數的貴族與國民構成了這個國家的基本體系，國王隻不過是國家的一種象征而已。

　　周厲王當然知道這些國人和那些奴隸不可同日而語，他曾問過身邊的大臣，外面那些國人怎麼講我。大臣回答他，對你非常不滿。

　　周厲王雖然荒淫恣睢，但卻非常好面子。這種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在歷史上比比皆是。他問大臣，我怎麼才能不讓他們亂講話？

　　大臣回答他，很簡單，隻要把亂講您壞話的人捉來，扔進監獄，讓他們生不如死就可以了。

　　周厲王認爲這個主意很好，“但是，我怎麼才能知道誰在講我壞話呢？”

　　大臣繼續說道：“我認識個巫師，是衛國人，據說此人能未蔔先知，耳朵靈敏，幾里之外的人講話，他都可以探聽到。”

　　周厲王大喜，立即召見了這位衛巫。衛巫的表現很讓他滿意，於是，就被派出宮，專門在大街小巷豎着耳朵探聽國人的講話。

　　在那段時間，一份份用甲骨文寫成的告密名單擺在了周厲王的案頭，一批一批的人被捉進監獄。衛巫果然是人才，但凡講厲王壞話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捉進監獄的。

　　但不久後，衛巫的工作效率明顯下降，名單越來越少。周厲王認爲他不好好工作，嚴厲地斥責了他一番。衛巫對周厲王說，實在是沒有人說大王的壞話了，現在國人非常的老實，熟人見面都不講一句話，隻用眼神打招呼。

　　“道路以目”的現象並不能讓周厲王滿意，他對衛巫說，這些國人狡猾得很，他們嘴巴上不說，就未必代表他們心里不想。

　　衛巫立即說自己懂得唇語。即使對方不出聲，他從對方唇上就可以看出對方想要說什麼。周厲王立即讓他用這種方法增加名單數量。

　　結果，又是一批一批的國人被捉進監獄，用衛巫的說法就是，他們在路上遇見後，用唇語誹謗國王。

　　隨着名單的日益減少，周厲王滿意了，他找來曾經對他直言不諱的大臣，得意地說道：“你曾經跟我講過有人在背後罵我，現在我采用一種非常優秀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那些國人再也不敢放肆了。”周厲王所說的“非常優秀”的辦法就是衛巫的告密。

　　這位大臣很是焦急，他不但爲國運着急，還爲周厲王那殘疾的思維着急，“大王，您這樣想可就錯了，國人之所以不敢說你壞話了，是因爲有衛巫的告密。你這就等於是堵住了百姓的嘴。要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啊。”

　　這話如果放在舜時代，就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大禹治水之前，也有人治過洪水，那就是堵。水到哪里，就堵到哪里。結果，水在短時間内不會制造禍亂，可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堵塞之地沖開，力量比以前更大了。

　　在這位大臣看來，堵國人的口要比堵水還危險。周厲王不曉得這樣的道理，讓這位大臣去街上看看。這位大臣在街上看到的景象很是危險，每個人都垂頭疾走，互相之間連眼神交流都沒有了。

　　三年後，國人實在無法忍受這種當啞巴的日子，就在公元前841年的一天，無數國人自發地從四面八方沖進了王宮，頃刻之間，周厲王急得轉起了圈。歷史上最著名的兩位人物，周公與召公主動站出來，爲國王排憂解難。他們認爲，現在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國人沖進來的目的就是想跟國王理會理會。國王在這個時候如果還不走，那等於把自己推進墳墓。周厲王這樣的人當然怕死，所以堅決要跑。於是，在一隊士兵的護送下，逃出了都城。周召二公跟前來的國人解釋，可以把國王廢掉，立太子爲皇帝。那麼，大家做啞巴的日子就一去不複返了。

　　周公與召公在當時很得民心，但國人認爲，太子跟他老子很可能是一個德行，大家不想第二次做啞巴，於是要求把太子交出來，兩個老頭就把一個人假扮成太子，交給了國人。人多力量大，國人圍住假太子，一人幾腳下去，那個假太子就被踹成了肉泥。

　　摺騰完後，國人在兩個老頭的勸說下撤出了王宮。兩個老頭最後決定，絕對不能讓真太子上台，所以，他們兩人先來主管國家事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共和行政”，十四年後，國人把當啞巴的日子忘記了，兩個老頭才把太子抬出來，擁立爲王。周厲王後來逃到周朝邊境–彘（今山西霍縣東北），並在“共和行政”完畢後死掉。

　　“國人”之所以暴動，全是因爲周厲王找了個巫師充當告密者。而這個告密者又非常努力，才惹得國人無法忍受做啞巴的日子而暴動的。

　　衛巫後來的結局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跟周厲王跑掉了，或者幹脆沒有跑掉，而被國人活活打死了。但無論如何，作爲告密者，他要比崇侯虎專業。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上而言，他的告密成績相當突出。

　　事實上，即使到了西周厲王時代，從歷史的豎線而言，這已經是西周末期了，告密還不能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崇侯虎是隨便那麼一告，衛巫雖然是個專業人才，但整個厲王時代，這樣的專業人才寥寥無幾。我疑心，中國古代巫師的主要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告密。在中國傳統語境中，巫師是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交通、媒介者，是政策決定的重要人物，同時還是古代知識和文化、藝術的創造者，他們對於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

　　從他們的職業特點就能看出，他們經常會將上天所顯示的祕密告訴“人”，並且能接通人鬼神三界，能看到一些普通人不能看到或者聽到的事物。在夏商西周，巫師參與朝政，指導國家政事，策劃國王的行動的例子很多。周厲王找衛巫，顯然還是看中了他的職業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即使衛巫的告密已經具備了後世許多告密者的特點，比如被統治者支持，胡亂地栽贓陷害他人，但仍舊隻是個别現象。也就是說，周厲王不是隨便找了個人來主持告密事宜，而是先有了巫師的告密本領，才有了周厲王的選擇。這就是主動與被動的區别。確切地說，周厲王恐怕還沒有理性地將“告密”作爲一種特有的文化來發颺光大。或許也可以這樣說，他是無心插柳，才促成了衛巫這個西周歷史上最大的告密者的產生。

警示

　　中國歷史上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是史學家公認的中國歷史確切紀年之開始。而這個確切的紀年則是以周厲王被國人攆出國境的真實故事作爲標志而記入歷史的。國人爲什麼要將厲王攆出國境？因他施行暴政，殘酷地魚肉百姓，使百姓不堪忍受，於是便被迫揭竿而起，使他變成了流亡國君。爲避免權力真空，周公與召公不得不共同主持朝政以扶持太子即位，然則朝廷衰敗若江何日下，西周終於很快滅亡了！

　　學習西周滅亡這段歷史、特别是從厲王的歷史悲劇中，警示有二：

　　其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厲王乃西周最大的暴君。他專施暴政，貪狠好利又横征暴斂，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不堪忍受的百姓對他譏諷謗議或發點牢騷之類，此乃自然之理又屬自然之情也。然則厲王卻惱羞成怒，恨不得一口將譏謗者或牢騷者吞掉。爲此，他特設監視機關，收羅大批衛巫充當他的“特務”以便隨時向他密報抨擊他過錯的人，致使許多國人腦殼搬家矣。如此天長日久，激起國人更加不滿，毅然發動武裝暴動而直沖王宮，迫使厲王倉皇外逃而魂斷異國他鄉。不久後，西周便日落西山而衰敗滅亡了。厲王悲劇警示我們：任何強大的權勢者，如果視人民疾苦而不顧，横征暴斂而殘酷剝削，面對人民譏謗與牢騷而以暴政壓服，是注定要走上政敗身亡之絕路的。以史爲鑒，可以知興亡。今天，作爲各級執政的黨員領導幹部，必須時刻牢記黨的宗旨，真正做到權爲民所用、利爲民所謀、情爲民所系，把人民的疾苦與冷暖掛心上，多爲人民排憂解難辦實事做好事，才能穫得人民的擁護與愛戴，使人民的政權永不變色。否則，就可能重演厲王的悲劇，跑不出政息人亡的歷史周期率。

　　其二，堵塞言路乃敗政亡國之劣策，廣開言路乃興國圖強之良策。曾記否？面對厲王施行暴政，使其“民不堪命”時，召公勸告曰，現在“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這是很可怕的喲！而厲王不但不聽，反而大喜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其意是：老百姓怕我天子而不敢再發牢騷了，隻能斜着眼睛看我，多好哇！這是因爲我消滅了批評譏諷我的人。召公見厲王如此喜昏然而不察乎民情，於是又以比喻勸諫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這段喻勸的今意是：堵塞人民的口而不讓他們說話，比堵塞江河的害處更大。就像江河一旦被堵塞，洪水一來就會沖垮堤壩造成更多人傷亡一樣；所以說善於治理江河的人，深知排除堵塞而使水流暢通之理，而領導人民也要像治理江河一樣靠疏導思想才行。這是因爲，人長了嘴就要說話，猶如大地上有山川一樣，滋養人民的財產就出在那上，人民的衣食資源才能由此產生。而國家政事的好壞得失都是從人民口頭議論中反映出來的。人民心里想什麼就會從口中說出來，一旦考慮成熟就會自然發於言語之間，大王爲什麼要加以堵塞呢？

　　然則不管召公怎麼勸告，厲王都不理睬，繼續“防民之口”而堵塞言路，並不斷地誅殺譏謗者與牢騷者，這就必然導致國人把他攆出國境而政敗君亡的歷史悲劇出現。 　

　　召公用水來比喻勸告厲王以及厲王不聽勸告，瘋狂地用堵塞言路來施行暴政的歷史故事，留給後世有頭腦的統治者一面歷史的鏡鑒：齊威王何以開創一代帝業而成爲戰國“七雄”之首乎？因他從宰相鄒忌的諷喻進諫中穫得了廣開言路以治國圖強的深刻哲理也；唐太宗李世民何以開創封建盛世之貞觀之治乎？因他從進諫大夫魏征“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的勸君名言中悟出了執政規律，從而海納百家之諫，廣集天下良才矣！